泥浴是一个走在时代的前端的养生文化，历史记载远在两千年前，人类即利用矿物泥做身体健康和美容的保养。来自地球的物质具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具有极为惊人的渗透力。而缘于生长环境的特殊性使然。矿物质的生物能量也是陆生物质的好几十倍，因此利用矿物质的高浓度的生存能力来舒缓人类体内负荷过重的淤塞，就成了21世纪末最重要的美容研发课题。泥浴疗法又再次越升至舞台的中心，更融合了自然的能量和生化科技的现代美容奥妙。

　　作为一种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文化现象，传统养生学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且也积累了一整套实用、同时又充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聪明睿智的实践方法。

　　在古代医学中，如晋洪的《肘后备急方》、唐·孙思邈的《干金要方》等，都有泥疗的记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曾说及泥与人体的关系，曰：“诸土皆能胜湿补脾。”中医认为，脾属土，自然界的泥土敷于人体，皆于人体的脾“同气相召”，凡因脾引起的疾病，用泥疗疗效明显。两宋、金元时期，中医学出现了流派争鸣的局面，涌现了金元四大家和陈直、邹铉等一大批著名养生家；同时由于宋代帝王对养生学十分关注，组织力量编写了《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之类的大型官修医书，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医养生学沿着《黄帝内经》开创的思路继续向前发展，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养生特色：

　　明清两代，中国的泥疗养生文化得到了飞速发展和广泛传播，当时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因此得以显著提高。仅以《中国医学人名志》中所列医学家的寿命进行统计，其中80岁以上高龄的医学家共107人，而明代就占有86人。概而言之，明清时期的养生文化发展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征。

　　明清两代在养生学术理论方面贡献最大的是张景岳。张氏在《类经》的“摄生”类中汇集了《黄帝内经》的论述，并加以阐发。他自己的创见则集中体现在《治形论》中。张景岳在《治形论》中首先批判了老子“使吾无身，吾有何患”的消极人生观，辩证地阐述了形与神、形体与生命的内在联系，提出形是神和生命现象的物质基础，并明确指出：“善养生者，可不先养此形以为神明之宅？”张景岳之前的养生家大多重视养神，从未如此响亮地提出过“养形”，可见他的养生理论确实很有创见。

　　明代重要的养生理论家除了张景岳之外，尚有李诞和李时珍。李诞在他的《保养说》中提出《黄帝内经》的“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和“精神内守”是养生正宗，并据此而创立了避风寒、节劳逸、戒色欲、薄滋味、寡言语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则丰富和发展了饮食调养的理论，在养生学领域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较之前代，明清时期的养生方法并无重大改进只是对各种已有的养生之道加以兼收并蓄，从而显示出了一种动静并重、综合调理的多元趋势。这一时期的静态养生方法尤重治理心神。高濂在《遵生八笺》中着重提醒人们，保生须知护养心神，才能却病延年。

　　与静态养生重心神的特点相对应，明清时的动态养生则重视导引法。所谓“导引”，实际上是一种以“导气令和，引体令柔”为特点的主动呼吸运动与躯体运动相结合的医疗体育保健法。它起源于战国时代，与气功、按摩共同构成了我国动态养生方法的三大支柱。明代以后，由于《道藏》的刊行和武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导引术的普及与提高，如明代正德年间状元罗洪先所撰的《仙传四十九方》中，就十分详尽地收藏了华佗的“五禽图”，并指出：“凡人身体不安，作此禽兽之戏，汗出，疾即愈矣。”点明了导引方法的保健养生作用。此外，综合调理也是明清两代最主要的养生方法之一。